“古昔人君将举大事，则谋及乃心，谋及卿士、庶人、卜筮”，这句话说明，在处理重大事务时，皇帝不仅可以依赖自己的判断进行决策，还可以参考他人的建议与意见。金国的皇帝在遇到无法自行做出决策的情况时，也会通过向官员请教，采纳他们的建议，从而做出最终的决定。
这种方式在金国时期被称作“垂询”，即皇帝通过询问相关人士，获取必要的信息与建议，最终形成决策。在天辅二年（1118），金国的马政出使金国，商议与完颜阿骨打联合攻伐辽国之事。经过与完颜宗翰、阿忽、兀室等人多日的讨论，最终金国决定派遣使节与北宋建立交聘关系，展开外交接触。
到了大定十年（1170），西夏国主李仁孝上表金世宗，提出希望将国家分为两部分，其中一部分由大臣任得敬掌控。对此，金世宗决定“问群臣”，向大臣们咨询意见。根据《金史·西夏传》的记载，世宗与宰相一同商讨此事，许多官员认为无需过多干预，既然是西夏国内部的事务，金国可以直接接受西夏的决定。时任尚书令的李石也支持这一观点，认为此事应由西夏自己决定，无需多言。而纥石烈良弼与金世宗则持相反意见，认为李仁孝的行为实际上是受到了权臣的影响，可能并非出于仁孝本人意愿，应该谨慎处理。
展开剩余74%金世宗甚至提出，如果西夏国的君主无法遏制任得敬的权力扩张，金国应当出兵干预，制止任得敬的窃国行为。最终，金世宗下诏要求派遣使者前往西夏国，询问该国是否有意让国，并且暂停其朝贡。大定十一年（1171），高丽国王王晛上表称计划将国王之位让给弟弟王皓，理由是王晛曾受到先祖的遗训，按规应将王位传给弟弟。然而，金世宗对此表示疑虑，决定征询宰执的意见。
丞相纥石烈良弼认为王晛的“让国”并非其本心，并提出了多个疑点，指出王晛之前曾表示过对自己孙子继位的喜悦，且未曾提及让位给弟弟的计划。右丞孟皓认为，应先询问高丽人民是否同意，如果得到了民众的支持，再考虑封赏王皓。这个观点与西夏问题的处理方式较为相似，也就是不深入探讨其真实性，而是允许高丽自己决定。最后，金世宗派遣使者深入调查，并收到了王晛的表章，表中内容与之前一致，金世宗同意了王晛的请求，决定封王皓为国王。
西夏的“让国”和高丽的“让位”，虽然都涉及最高权力的交接，但两者的背景和性质有所不同。西夏的“让国”是将国土和权力交给权臣，而高丽的“让位”则是传给了王晛的弟弟，形式上并无外戚干预。对于西夏而言，任得敬的崛起可能会改变金国与西夏的交聘格局，而高丽的继位并未影响两国间的交聘关系。
尽管金世宗及其部分大臣对西夏“让国”持怀疑态度，并采取了诸如派遣使者、拒绝接受使节等外交行动以表明立场，但他显然对西夏问题更为关注，甚至考虑出兵干预。最后，西夏国王李仁孝自己处理了任得敬的问题，金国不仅没有出兵，甚至没有派遣使者去西夏。而在高丽的“让位”事件中，王皓顺利继位，尽管王晛的让位表明王晛曾打算将国王之位传给弟弟，但这一行为并未改变两国的交聘关系。
大定十四年（1174），完颜璋作为金朝的使者前往南宋，途中发生了“就馆夺国书”事件。这是宋朝官员因不同意皇帝起立接金朝国书而发生的冲突，差点引发两国战争。金世宗得知这一事件后，派梁肃前往南宋详查，询问南宋为何不遵守“接书礼”。尽管金朝内部有许多人认为此次事件可能预示着两国关系的恶化，但梁肃到达南宋后，发现交聘活动并未受到影响，宋朝皇帝依旧按旧规起立接书，事态得以平息。
随后，宋朝派遣使臣张子颜和刘崈向金朝请求修改“授书仪”仪式的相关规定。金世宗对此问题保持犹豫，决定再次与大臣们商讨。丞相纥石烈良弼认为，宋朝在接受金朝礼仪方面已经享受了足够的恩惠，不应该再在“授书仪”问题上作出让步。而右丞石琚和唐括安礼则警告称，如果金朝答应修改仪式，可能会导致更大的外交冲突。金世宗采纳了纥石烈良弼等人的建议，明确表示不愿改变现有的“授书仪”，并指出如果在外交事务中一味让步，将损害金国的威信。最终，金宋之间的“授书仪”未作更改。
这几次交聘事件，体现了金国在处理与外部势力关系时的谨慎与权衡。在不同的历史节点上，金朝通过询问群臣、派遣使者等手段，采取了不同的外交策略，维护了国家的利益与尊严。这些历史事件也展示了金朝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的智慧与决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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